2026年 04期
再论语言与文明——中华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耦合与互构
王春辉;中华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耦合与互构的关系。连续性维度，体现在汉字形义核心跨越三千年的稳定传承，典籍文献的完整存续以及多民族文字共生构成的主体多样格局，形成文明延续的基因链；创新性维度上，形声造字法的动态扩容、外来词汇本土化、数字技术革新体现开放创新机制；统一性维度，“书同文”与“语同音”是基础工程，结合多文种编码标准，构建政治文化认同基石；包容性维度，汉字对异质元素的整合以及Unicode收录少数民族古文字，彰显化异为同的涵化能力；和平性维度，汉字构形哲学、“和”文化词汇体系及儒家“修齐治平”话语范式，深层塑造文明和平特质。上述表明，语言文字既是文明特性的载体，更是其能动建构者，二者通过静态耦合与动态互构，共同支撑起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双向互动
龚漫;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之间存在深度的双向互动关系。五个特性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内容源泉与哲学基石；国际中文教育则通过特定的具象化转化机制，包括内容的选择性编码、理念的适应性阐释、价值的体验式传递，将这些抽象特性转化为可教可学的教育实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教育实践并非单向输出，而是通过“他者视域下的价值验证”“跨文化对话中的自我激活”“全球语境下的功能重塑”等机制，反向赋能于文明本身：以他者认同巩固连续性与统一性，以跨文化反馈激活创新性，以和平实践证成包容性与和平性。两者的互动构成一个“特性内核—教育转化—实践反哺”的动态循环，体现了语言教育在文明传承与发展中的独特战略价值。
“我歌颂肉体”：穆旦自我翻译的韵律
贾西媚;穆旦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诗人、学者与翻译家，他的跨语际写作实践为研究者理解其抒情现代性提供了关键切入点。以穆旦青年时期中文创作并自译为英文的十二首诗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自我翻译研究与翻译现代性讨论，可考察穆旦在语言转换中对声音、节拍与句法结构的调度方式。穆旦并未将自我翻译视为对原作的简单再现，而是以韵律与旋律性维度为核心，在诗之身体与作者之身体之间建立制衡关系，从而在“翻译自我”与“重写自我”之间维持张力。通过对诗行分布、重复、跨行、头韵与谐音等手段的并置细读，可以揭示穆旦如何以韵律为媒介在忠实与创造之间达成协商，并凸显其自我翻译诗学在现代中国翻译现代性语境中的独特意义。同时，说明这一“微型”自译文本群如何反思单语主义，并与西方现代主义资源形成互动，以重申抒情性与真实性并拓展其世界文学可见度。
昌耀的晚期风格与作为诗学的疾病叙述
李海英;昌耀晚期的众多诗作皆显示了对疾病经验、精神失序与死亡尊严的持续书写。梦境、失眠、忧郁、医院观察和病例叙述等材料，构成他突破既有抒情范式的重要契机。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形式层面的调整，引文、记录、叙述、旁白等话语形式不断嵌入文本，使诗歌内部的语体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也更接近疾病中意识流动、精神断裂与临终陈述的真实节奏。其次，“疾病”从一种单纯需要克服的异常经验，转化为一种具有诗学生产力的观察位置，不仅重置了书写对象，更深刻改变了主体看待世界和组织语言的方式，也使疾病经验兼具存在论、伦理维度与自我修辞功能。
“云端亲情”何以生成？——青年与“电子父母”关系的生命周期与拟象透视
戴颖洁;张雨轩;傅文锦;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背景下，青年群体与短视频博主之间形成的虚拟亲缘关系，已成为一种典型的“拟象化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现实亲缘的再现，而是青年对“完美亲缘”符号模型的投射，并在数字互动中被共同建构成一种“超真实”体验。“云端亲情”是一种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发生质变的新型关系形态。研究结果表明，该类关系演进遵循“奠基—充盈—固化—裂痕—崩塌”的五阶段路径。其中，影响虚拟亲缘关系演化的三个关键中介变量——回应密度、情感匹配度与商业化可见度，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共同构成了理解虚拟亲缘关系稳定性与走向的中层分析工具。这种关系的三重本质源于“情感补偿”的需求，通过建立“互动秩序”得以维系，并最终在平台经济中显露出其“情感劳动商品化”的宿命。
形神分离：“Z世代”大学生“零糖社交”的现象审视——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
杜坤林;成可;“零糖社交”作为“Z世代”大学生群体中兴起的新型社交模式，以“身体在场、思维离场”为主要表现，是一种由边界维系与情感疏解简化而成的社交关系。以浙江省8所高校的3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对Z世代大学生零糖社交现象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形成“压力源—心理层—行为层—结果”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压力源因素让Z世代大学生悄然筑起一座座心灵孤岛，浅尝辄止的社交理念虽为他们提供了情感自治，却暗藏弱化社交能力、窄化社交圈层、淡化社交意义三重风险。对此，需从高校、社会、家庭三大层面引导Z世代大学生“零糖社交”良性发展，使“形神分离”转为“形神合一”。
逃离“酒桌秩序”：青年低约束社交意向形成机制
慕羽;崔杨善;在青年社交方式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传统酒桌社交所承载的高约束互动逻辑正面临重新评价。围绕青年在熟人聚餐、朋友聚会、工作聚餐及组织性应酬等场景中所面对的“酒桌秩序”，从高约束酒桌经验、低约束社交吸引和现实社交结构约束三个维度，基于406份有效问卷数据，考察低约束社交转向意向的形成机制。结果显示：非自愿饮酒体验与酒局低效感均显著正向影响低约束社交转向意向；社交自主性与悦己型情绪收益亦显著正向影响低约束社交转向意向，且解释效应相对更强；结构性社交依赖在多条作用路径中均表现出显著负向调节效应。由酒桌秩序转向低约束社交，并非对饮酒互动的整体拒斥，而是对高耗损社交安排的选择性疏离，折射出青年在社交观念、工作观念和社会交往观念上的调整。相关发现有助于从社交实践视角理解当代青年社交方式变化及其背后的交往逻辑转型。
中国式发展规划立法研究：实践样态、理论依循与时代因应
孙诗丹;我国发展规划法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管理向现代规划治理的转型，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规划立法当前呈现出中央政策规范指引、地方立法先行的实践样态，地方立法实践经验经由规范化表达，为国家基本法律《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制定出台提供丰富动力。现有发展规划立法的定位和模式尚未明确、发展规划规范体系性不足、发展规划管理及其制度机制不尽清晰，《国家发展规划法》依次对以上问题做出了法律回应。发展规划立法的原理涉及宪法层面的国家保障义务、宏观调控制度层面的渊源形式和规范层面的政策性基准功能。未来发展规划立法应进一步明确作为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促进型立法”的基本定位，构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依托发展规划的多层次指标任务形塑规划的内部权力结构。
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的立法模式及其体系建构
李奇;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在公开透明、协调分工、惩戒与保护等原则的引领下，可以充分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契合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诚信原则的要求。然而，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法治化程度不足，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的实施存在缺乏对信用评价的实施主体、适用对象、评价范围及程序安排的明确规定、尚未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价标准体系、评价对象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本身对企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约束力，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约束，容易导致信用评价的随意性和不公正。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其法治化程度，可以逐步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定运行。建议从加强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的统一立法、构建统一规范的信用评价标准以及保障评价对象的权利等方面加以完善，逐步建立起规范化、制度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体系，推动碳排放权交易信用评价工作朝着法治化方向稳步迈进。
政策主体维度下医养结合的演化特征与整体趋向
严林志;赵英;医养结合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构建“政策主体—政策主题—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选取2013—2025年中央层面发布的85份政策文本，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及内容分析法进行量化研究，可厘清我国医养结合政策的演进逻辑与优化方向。研究发现：在主体维度，形成了以卫健委、发改委、民政部为核心的协作网络，但工信部、科技部等技术支撑部门以及财政、医保等资金保障部门处于网络边缘，部门间协同的广度与深度分布不均；在主题维度，政策议题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向“智慧医养”与“人才培养”延伸，但存在高热度议题与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匹配的现象；在工具维度，长期倚重目标规划与法规管制等环境型工具，资金投入、保险支持等供给型与需求型工具相对不足，且在不同主题下的工具配置存在“软硬失衡”。据此，应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以补齐技术与资金短板；调整工具结构，以加大对人才与服务的直接投入；强化需求侧管理，以提升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