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卡—梅框架”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规则重塑
王小雪;公共数据利益分配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促进公共数据价值释放。实践中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存在诸多模糊之处，收益分配制度作为授权运营制度的重要环节，亦存在央地规范性文本对利益分配制度着墨不多、缺乏可操作性，学术界讨论不成体系的现象。为促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收益分配制度建设，应引入法律经济学中的“卡—梅框架”。首先运用“财产规则”调整零级及二级市场中的收益分配方式，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自由约定收益及价格。但若交易或商谈成本过高、不可实现则应当转入以效率为基础的“责任规则”，调整一级市场中的收益分配规则，通过建立数据资产账户、设置专项财政资金等方式激励公共数据提供方，补偿他们在数据收集与初加工中的成本。“管制规则”作为兜底性规则，在一级与二级市场中通过税收、预算以及收费等方式实现对授权运营主体、市场主体等行为的约束，达到维护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市场秩序的目的。
自动化行政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
杨永兴;自动化行政算法决策具有客观、高效的优势，但囿于算法工程师改写法律、算法训练数据存有瑕疵、算法自主优化偏离规范、外部权力更改算法结果等多重因素，自动化行政系统内出现大量的算法歧视问题，并由此带来权利维度、价值维度以及治理维度上的消极影响，亟须法律破解。以个体赋权、信息规制和以技治技为代表的传统自动化行政算法歧视规制路径偏重价值理性且追求普遍适用性，容易陷入“规制路径万能主义”的认知偏差，难以完全因应自动化行政算法歧视的负外部性。为此，欲对自动化行政算法歧视进行全面、系统的防治，须超越既有规制路径，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融合的理念指引下，坚持系统论方法与类型论分析相结合的治理思维，建构“一般规则+类型化方案”的法律规制体系。
户籍居住隔离与农村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获取
温兴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向常住地居民提供，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率却显著低于本地城市居民，这可能和基于户籍的居住隔离有关。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户籍居住隔离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获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地的户籍居住隔离程度越深，农村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的可能性更低，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可能性也更低。户籍居住隔离会降低农村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度，加剧居住地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地之间的空间错配，延缓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显著加大农村流动人口获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难度。因此，要推进居民交叉融合的公共住房制度建设，在实现居住融合的过程中提高全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参与度。
时空转换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影响——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效应
雷遥遥;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不仅因时空变化而改变，同时也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在时间层面，相较于朋友支持，衰老显著促进了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第二，在空间层面，迁移削弱了老年人的总体社会支持，该结论在控制选择偏误后依然稳健；第三，互联网使用能够缓解迁移对老年社会支持的消极影响，但对衰老与社会支持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在利用数字工具提升流动老人福祉时，需重视其作用的边界与条件，相关社会政策应着力于帮助该群体在空间迁移中重建社会连接。
观念化路径的反思与“当代性”的形塑——2023—2025年中国新诗研究评述
张凯成;2023—2025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总体上呈现四个趋向：第一，在探讨“新诗史”这一传统问题时，更加关注新诗实际所处的历史空间场，试图在已经被观念化的新诗史之外，形成对实际展开的新诗发展历史的理性认知；第二，通过塑造与现代性相对的“当代性”视野，深入当代诗内部进行重新观察与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现代性的阈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第三，重新观看了经典诗人诗作以及某些诗学问题，表达了对新诗经典的多元理解，激活了相对固化的研究视点；第四，直面当代诗出现的体制化局限，试图建构“未来诗学”的理论体系，其中也存在某些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台湾新世代诗的语言漂浮、空洞能指与异托邦
杨小滨;出生于1980和1990年代的“新世代”诗人，以叶觅觅、陈昌远、赵文豪、郑芥、陈柏煜、ㄩㄐ、煮雪的人等为代表，是近年来台湾文坛崛起的一大亮点。为了避免以空洞的符号建构社会结构的文化政治话语，新世代诗倾向于游戏，甚至不包含实际或实质“内容”，以违逆现实逻辑的语言。对语言主导地位的认识，将创新性甚至是叛逆性的语言实验推到了写作的前沿，从而拒绝语言的工具化或装饰化。新世代诗创造了从根本上自我颠覆的转义游戏，而这种能指意义上的转义游戏又决定了基于语言的主体性的游移与困乏。
错位竞争：农村大龄青年的婚配策略及困境——基于贵州B村的经验考察
万若;基于对贵州B村的经验考察，研究旨在解释“农村青年大龄能婚”这一经验悖论。研究发现，在婚恋市场挤压和婚恋观念个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大龄青年形成了错位竞争的婚配模式，其实践路径是经济达标机制和情感竞争机制，核心是通过年龄错位和需求错位策略，在婚姻支付能力和婚恋能力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具体来说，农村大龄青年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经济达标，以获得婚配的入场资格；在此基础上，大龄青年运用积累的情感竞争优势，精准匹配年轻女性对浪漫关系的短期需求，从而成功实现婚配。错位竞争是以短期匹配为导向的婚配模式，由于缺乏物质和情感基础异常脆弱，最终还是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持续性的失婚问题、婚恋纠纷和养育困境。错位竞争一方面体现了农村青年在结构性婚配困境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婚姻挤压正以“世代挤压”的深度演化形式，冲击着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城市养老公共服务供给的错位匹配及其机制——以X市城乡助餐服务为对比案例
李岩;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主导的养老公共服务供给的典型代表，但当前城市老年助餐服务普遍面临着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基于对X市城乡助餐服务的田野调查，助餐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外部与内部两种不同的路径，两者在筹资、决策与运营方式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城市助餐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和实际供给对象之间出现了扭曲，产生了错位匹配的实践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不同主体追求单一流量目标而产生的利益分化的悖论、制度城乡转化下制度惯性带来的瞄准模式偏差以及助餐服务供给中的群众主位缺失。因此，针对养老公共服务如何高效供给这一现实问题，需要把握养老公共服务底线性和公共性，精准瞄准养老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并坚持走群众路线，从而实现养老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与可持续。
信号与噪声：ESG评级分歧如何影响CEO离职
徐金球;ESG评级分歧是全球资本市场普遍现象，但它影响公司治理的微观机制尚未厘清。基于归因理论，构建“分歧—归因—离职”理论框架，提出ESG评级分歧对CEO离职的影响并非直接决定，而是取决于董事会对分歧来源（即评级机构）可信度的判断。利用2020—2024年全球4,328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市场公信力、历史准确性与方法论透明度三个维度量化评级机构可信度，并检验它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ESG评级分歧本身与CEO离职无显著关联。当分歧源自市场公信力高或历史准确性强的机构时，CEO离职风险显著增加；反之，若机构方法论透明度高，则能有效弱化分歧的负面影响。该效应在监督能力强的董事会与外部监管较弱的环境下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完善ESG评级监管、引导市场合理使用评级信息具有启示意义。
统分治理：新时代激发基层干部作为的实践机制
何得桂;陈巧玲;干部担当作为关乎治理效能及民生福祉。与统合治理相比，统分治理通过组织架构、空间配置、平台运作以及责任体系的重构，形成统筹整合与分类施策的双层治理机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统分治理注重考核标准、流程及指标体系的标准化，使施政理念贯通到底；它还重视不同岗位、部门与职责的差异化考核，进而释放基层治理弹性空间。统分治理视野下激发基层干部作为主要涉及党领共治的目标引领，因地适配的自主治理、双重赋能的资源效能以及积极治理的主体尽责机制。通过“价值—结构—能力—行为”的递进式治理路径，统分治理助力破解基层治理中统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有助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种弹性化的制度设计注重激发干部积极作为动能，也通过动态调适机制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